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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5-17 点此：1008次
安特生的悉数学术活动咱们好像可概括为一点，即企图以仰韶文明遗存为中心，探究我国文明来历问题，对我国学术界影响很大。
安特生简直跑遍了仰韶文明影响所及的边际区域，他没有找到仰韶文明的真本源，他也没能给仰韶文明的规模加以界定。但他知道到仰韶文明是我国文明的重要源头，这就无异于说，他或许现已意识到它是产生我国文明的一种“基因”，假如还不是“种子”的话。实践证明，前者固然来之不易；后者尤为可贵。这正是咱们今日还在探究中的一个要点课题。
——摘自苏秉琦先生《留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5周年》
一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是瑞典闻名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1874年7月3日他出生于瑞典中部小镇克尼斯塔（Knivsta）。1892年进入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这是瑞典最陈旧的一所大学，创建于1477年。我国考古界熟知的瑞典闻名考古学家蒙特留斯（Oskar Montelius）和闻名的地理学家、探险家文雅·赫定（Sven Anders Hedin）均出自这所大学。1901年，安特生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图一：安特生（1874-1960）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安特生曾数次参与极地探险。1898年，他第一次参与北极探险，任纳索斯特（Nathorst）教授的地质学助理，曾抵达北巴伦支海和格陵兰海之间、地处北极圈内、北纬78度、挪威属地的斯瓦尔巴（Svalbard）的最大岛斯匹次伯根（Spitzbergen）岛和查尔斯王地（King Charles' Land）。1899年夏，该探险队回来北纬75度的熊岛（Bear Island）。1901年，安特生参与了奥托·诺登舍尔德博士（Dr. Otto Nordenskjld）领导的南极探险，任“南极洲”号捕鲸船副指挥。
1902年夏日，安特生再次前往南极，在南纬65度、格拉汉姆地（Graham Land）以东的雪山岛（Snow Hill Island）登陆，遇险被困，后被阿根廷炮舰救出。
图二：安特生在极地查询
1910年，安特生被推举为“万国地质学会”（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秘书长，后被任命为瑞典国地质查询所所长。
1914年，安特生应北洋政府的约请，经印度进入我国新疆，5月16日抵达北平，受聘任我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参谋（1914-1925），首要担任在我国寻觅铁矿和煤矿。不久他前往新窑山（Hsin Yao Hill）查询，发现了储量丰厚、便于开掘的铁矿床。后来，也是在他的主张和帮忙寻觅下，我国政府开发了河北宣化的龙烟铁矿。因勘测和发现铁矿有功，1915年春，安特生得到袁世凯总统的接见。1916年，他因而奉献荣获黎元洪大总统签署的三等嘉禾奖章。
图三：安特生获我国政府嘉禾奖章（1916）
1916年春，安特生到山西南部查询铜矿。后抵达垣曲县，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始新世的河湖相堆积，并搜集了一批贝壳化石，这一发现激发了安特生对我国古生物化石的研讨。
1918年3月，在燕京大学化学教授吉布（J. McGregor Gibb）的介绍下，安特生前往北京房山县的鸡骨山（即后来的周口店第6地址）查询，搜集一批动物化石。随后他与我国地质查询所所长丁文江商讨了在我国搜集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办法，决议由安特生从国外延聘有关专家，搜集标本送瑞典研讨，然后别离藏于瑞典博物馆和我国地质查询所。所需经费由“瑞典研讨我国委员会”（Swedish China Research Committee）筹集供给。同年10月，安特生经过家住仰韶村的王某介绍，初次前往河南渑池、新安一带搜集化石，后在新安县发现了三趾马黏土层。
1918年5月，安特生得知山西保德县有龙骨发现，遂派员前往。两位搜集员在太原城东的陈家峪发现植物化石，后证明这是东亚一处重要的植物化石产地。12月，他再次派员前往保德，搜集到很多的哺乳动物化石，为此安特生向瑞典研讨委员会和乌普萨拉大学的维曼（Carl Wiman）教授提出请求，希望能为他寻觅一位帮手研讨这批化石，后来，维曼教授将在他那里学习的奥地利青年学者师丹斯基（Otto Zdansky）派往我国帮忙安特生的研讨。1921年春，师丹斯基抵达我国。
图四：安特生在河南户外地质查询（1918）
1919年夏，安特生度假来到内蒙古，在锡林郭勒盟发现了海狸动物群化石。1920年夏，他再次来到内蒙古，并进行开掘，搜集到一批青铜器，并将这些铜器命名为“绥远青铜器”（Suiyuan Bronze）。
1920年冬，他派帮手、地质查询所搜集员刘长山赴仰韶村一带搜集化石。因刘在地质所见过石器标本，他在仰韶村发现许多老乡家里都有石器，便开端搜集。后来得知石器就出在村子邻近时，他便去寻觅、搜集。后来他将搜集的600余件石器悉数带回北平。安特生见后，确认那里应有一处史前时期的遗址。
1921年夏，安特生偕美国和奥地利的地质古生物学家格兰杰（Walter Granger）、师丹斯基再次查询鸡骨山，从当地乡民口中得知，南边一座山上龙骨更多，并且很大，便找了导游前去查询，在那里找到了哺乳动物化石。安特生注意到在堆积中有白色的脉石英石片，他其时灵敏地意识到这处地址极为重要，激动地对伙伴说：“这儿有原始人，现在咱们咱们有必要去寻觅他。”安特生将这个地址编为53号，这便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龙骨山北京人遗址——即周口店第1地址。同年夏，师丹斯基在此地开掘了几个星期，后将搜集化石标本运至乌普萨拉大学的维曼教授研讨室修正收拾。1923年，在这些标本中发现两枚古人类牙齿化石。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在刘长山伴随下前住仰韶村，意图是查验那里是否有史前遗址。4月21日，他在村南冲沟的断壁上发现原生的灰层和袋状灰坑，并发现有彩陶片和石器共存，却未见任何金属器，他承认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了弄清这座遗址的性质和内在，他想进行一次开掘。但他知道这是件大事，应向我国政府请示。回来北京后，他向我国农商部部长和地质查询所所长做了报告，并请求进行开掘。
6月10日，安特生转赴奉天（今辽宁）锦西县（今葫芦岛市）的大窑沟查询南票煤矿。同行的有地质查询所的朱庭祐和搜集员白万玉、美国远东查询队队员詹姆斯·黄（James Wong）。此刻，安特生对考古爱好日浓，当得知沙锅屯邻近有些石灰岩窟窿后便去查询，但没什么发现，遂留下白万玉和黄开掘沙锅屯窟窿遗址，自己前去查询大窑沟一带的煤田。几日后回来，看到洞内挖出有人骨和陶片，便立刻参加进去，选用分层的办法开掘。后见出土人骨日众，遂电告北平协和医院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博士（Davidson Black）前去判定。此次开掘在洞内共出土42具人骨和少数陶器、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
在得到我国政府的同意后，1921年10月23日安特生遂同地质查询所的5位作业人员和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赴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住在村内大户王兆祺家，10月27日开端进行正式开掘，12月1日开掘完毕。35天开掘了17个地址，取得一大批宝贵的史前遗物。其间，安特生和师丹斯基还在渑池查询开掘了不召寨遗址，安特生的帮手陈某发现了西庄村和杨河等遗址。12月，安特生回来北平。其帮手赵某仍留在河南，此人住在河阴县（今荥阳一带），在那里发现了秦王寨、池沟寨和牛口峪等遗址，并搜集一批遗物。
图五：安特生、袁复礼与乡绅在仰韶村合影（1921）
1922年，安特生、师丹斯基和我国地质学家谭锡畴前往山东省蒙阴、莱芜一带查询，发现了中生代的恐龙化石。
1923年5月，经我国农商部矿政司和地质查询所同意，由瑞典科学研讨会赞助，安特生、袁复礼等人一同前往我国西北进行考古查询。途中在西安以东发现十里铺遗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树立后，这儿曾发现一批战国至汉唐时期的墓葬）。6月21日抵兰州，继而西行去青海。在西宁东发现十里铺遗址，后回来开掘一周。7月中旬赴青海湖拟做环湖游览，途中发现朱家寨、下西河、卡窑、寺儿寨等遗址，在青海湖东北方向发现一处遗址。8月21日转入贵德谷地，发现了罗汉堂、文昌庙、候家寺等5处遗址，在罗汉堂开掘了两周。9月15日，回来西宁开掘了朱家寨遗址。
12月，安特生回来兰州，经过英国传教士乔治·安得鲁（Andrew， G.F.）介绍，购买了近200件出自洮河流域的彩陶。缘此他萌发了去洮河查询的想法，但向他出售彩陶的人隐瞒了陶器的具体出土地址。1924年3月，又有人卖给他一批显着是刚出土的彩陶，此刻他感到，购买陶器简单引起纷争，也助长了盗掘遗址的习尚，遂要求地方政府出头制止盗挖。
4月下旬，他携帮手进入洮河流域，查询和开掘了史前遗址13处。其间，闻名的有灰嘴、辛店、齐家坪、马家窑，半山边家沟、瓦罐嘴和寺洼山等，这几处遗址后来连续成为闻名的史前文明命名地。
此外，他和帮手在兰州及东面的榆中县境内查询发现了塔石川、高营、曹家沟等12处史前遗址。1924年春，他派帮手白万玉前往西汉水流域的礼县发现了白石铺、石桥镇、红土坡3处遗址；在渭河流域的天水、清水发现了刘家上磨、七里墩等4处遗址。
同年夏，他派帮手庄永城赴享堂（今青海民和县）的米拉沟、小南川、核桃庄查询收买陶器，后在马厂垣发现了两座墓葬，取得一批遗物，马厂类型文明遂由此得名。
7月下旬，安特生前往河西走廊，8月8日至9月6日，发现了永昌三角城、民勤沙井、黄蒿井和古浪土门子等遗址。此行的头绪是依据安的帮手白万玉1923年在这一带查询供给的。他在沙井一带发现2处墓地、1处居址，包含在沙井南墓地开掘了44座墓葬和柳湖墩遗址，获取一批宝贵的陶器、铜器和石器，后来的沙井文明便得名于此。
10月，安特生回来北平。翌年4月，依据有关协议，他带着大批文物回来瑞典。
图六：安特生陪瑞典王太子王妃拜访山西（1926）
1926年，安特生伴随“瑞典研讨我国委员会”主席、王储古斯塔夫六世（Gustaf VI Adolf）访华。10月22日，在我国地质查询所和北平各学术团体举行的欢迎款待会上，安特生正式宣告，师丹斯基1921年和1923年在周口店开掘的化石中发现两枚古人类牙齿，遂引起轰动。经步达生研讨，他将这一从未问世的古人类命名为Sinanthropus Pekiensis（北京我国人）。美国闻名地质古生物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葛利普（A.W. Grabau）则给它起了个俗称：“北京人”（Peking Man）。安特生还主张要持续开掘周口店，后经步达生多方奔波，促进我国地质查询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签署协作协议，树立我国地质查询所新生代研讨室，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制订了为期两年的体系开掘方案。1927年正式开端大规模的开掘，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步林（Briger Bhlin）和我国地质学家李捷掌管。此举为后来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奠定了坚实基础。随后，安特生前往山西查询，他的帮手庄永城在浑源县李峪村等地发现史前时期的遗址。1927年4月，安特生脱离我国。
1929年，“远东古物博物馆”（The Musem of Far Estern Antiquities）在斯得哥尔摩树立（今名“东亚博物馆”OSTASIATISKA MUSEET）。安特生任首任馆长。同年该馆开端出书《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每年一期。
图七：安特生在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
1936年末，安特生再度访华，意图是依据1925年与我国地质查询所签定的协议，将在我国搜集的古生物化石和出土文物的一半偿还我国。此次安特生在上海和南京逗留五周，在南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和地质查询所讲演，会晤科学家，观赏地质矿产陈列馆。在南京他会晤了我国考古学家，并观赏30时代我国新的考古开掘资料。年青的考古学家尹达指出，安特生把仰韶村遗址的东西通通归入仰韶文明有问题，实际上该址有些内在应归于龙山文明。而不召寨遗址则是一处单纯的龙山文明遗址。安特生仔细、虚心肠听取了我国考古学家的定见，表明回国后要仔细地检查一下自己在我国所做的作业记载，看看有哪些失误。
1937年，安特生应华西协和大学考古艺术民族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约请，前往西康区域进行地质和考古查询，以确认往后展开开掘的遗址点。与他同行的除葛维汉之外还有他的秘书维维安（Vivian Dorf）小姐、中央研讨院前史言语研讨所的祁延霈和四川大学的周宪和（Xianhe）教授[Graham, David Crockett. “37. Recent Research Expeditions in West China.” Man 38 (1938): 42–42.]。他们在雅砻江上游的道孚（今属甘孜州）河谷查询发现17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搜集一批史前时期的石器和陶器[资料现藏四川大学博物馆]。年末，安特生由四川转入越南北部考古至次年1月，并顺路在香港查询了南丫岛（Lamma Island）等史前遗址。
图八：安特生（右一）与葛维汉等在打箭炉（今四川康定）
1939年，安特生卸职馆长一职，由瑞典闻名汉学家高本汉（Karlgren Klas Bernhard Johannes）继任馆长。退休后，安特生在家中持续研讨，完结他有关我国考古学的作品。
1960年10月29日，安特生在斯得哥尔摩在世，享年86岁。
二
安特生博士终身有关我国的作品甚丰，所触及的规模包含我国考古学、地质学及古生物学。以下咱们以时刻为序，择要予以介绍。
《中华远古之文明》（The Early Chinese Culture），《地质报告》第五号第一册，1923年10月北京京华印刷局用中、英两种文字出书，袁复礼译。该书是仰韶遗址的开掘简报，也是作者开始的研讨成果。安特生以为，仰韶文明是我国有文字记载曾经的汉族人遗存，时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或稍晚。该址发现的陶鬲和长方形石刀是我国最有特征的传统器物，这些观念很有见地。他在此书的结束部分提出，西方文明曾影响到我国，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讨。总归，该书定名“中华远古之文明”已很能阐明问题。
《奉天锦西县沙锅屯之窟窿堆积》（The cave Deposit at Sha Kuo T'un in Fengtien），《我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一册，1923年，农商部地质查询所用中、英两种文字印行，袁复礼译。本书介绍了辽宁锦西沙锅屯窟窿的发现经过、洞内的文明堆积和出土遗物。安特生以为这是仰韶文明向东北一带殖民的遗存，时代略晚于仰韶。
《我国北部之新生界》（Essays on the Cenozoic of North China），《地质专报》甲种第三号，1923年农商部地质查询所印行，该书有中文概要，袁复礼译。
《河南的一座史前村落》（A Prchistoric Village in Honan），《我国科学艺术杂志》第一卷，1923年。
《甘肃考古记》（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1925年农商部地质查询所用中、英两种文字出书，乐森译。这是安特生在我国西北考古查询的开始研讨报告。他将甘青区域史前文明分为“齐家——仰韶——马厂——寺洼——沙井”六期，时代从头石器时代末至青铜时代初。他以为，甘肃彩陶较河南兴旺，又不见陶鬲，从而估测我国彩陶应来自西方。本书还附有步达生编撰的《甘肃史前人种说略》一文，由李济翻译。
《我国史前彩陶的标志》（On Symbolism in the Prehistory Painted Ceramics of China），《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一卷，BMFEA，NO. 1，1929年，斯德哥尔摩。
《远东古物博物馆的源起与方针》（The Origin and aims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一卷，BMFEA， No. 1，1929。
《穿越草原之路》（Der Weg uber die Steppen），BMFEA， No.1，1923年，斯德哥尔摩。
《动物风格的打猎幻术》（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BMFEA， No.4，1932年，斯德哥尔摩。
《鄂尔多斯青铜器精选》（Selected Ordos Bronzes），BMFEA， No.5，1933年，斯德哥尔摩。
《黄土的儿女》（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Kegan Paul出书，1934年，伦敦。该书1932年先在瑞典出书，副标题为“史前我国研讨”，后由克拉森博士（Dr. E. Classen）译成英文。此书以时刻为头绪，按内容详尽记载了安特生在我国的一系列重要发现，触及矿业、地质、考古、古生物和风俗等多个学科，其间要点介绍了周口店、仰韶村和我国西北区域的考古作业，包含我国黄土高原的地貌等。书内还附有很多插图，是一部优异的科普通俗读物，但在考古方面的研讨并未超出他曾经的知道。40时代初，松崎寿和将此书译成日文，名曰《黄土地带》，并在书中增加了一些新的考古发现。
《古代我国的金匠》，（The Goldsmith in Ancient China），BMFEA No.7，1935年，斯德哥尔摩。
《西康的冰川和考古研讨》（Glaciolog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Hsi Kang），BMFEA Vol.Ⅱ，1939年，斯德哥尔摩。
《远东地势及考古研讨》（Topo Graph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the Far East）， BMFEA， No.Ⅱ，1939年，斯德哥尔摩。
《史前我国之研讨》（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BMFEA. No.15，1943年，斯德哥尔摩。本书全面体系地反映了安特生对我国史前文明的研讨，并对以往的一些知道作了反省。全书300余页，图版200幅。
《朱家寨遗址》（The site of Chu Chia Chai），BMFEA No.17，1945年，斯德哥尔摩。
《河南的史前遗址》（Prehistoric Sites in Honan），BMFEA，No.19，1947年，斯德哥尔摩。该书首要报道了仰韶村、不召寨及河阴县几处史前遗址的资料，并同甘肃、山东等地的考古资料进行了比较。
此外，还有几部重要的考古作品，虽然不是安特生所撰，但运用资料都是安特生在我国作业时获取的，在此亦按出书时代介绍如下。
阿尔恩（T. J. Arne）：《河南石器时代之上色陶器》，（Painted Stone Age Pottory from the Province of Honan）《我国古生物志》丁种第1号第2册，1925年，北京。该书首要报道了秦王寨遗址的资料。作者以为仰韶文明是汉族先人的留传，但后来遭到西方文明的影响。
巴尔姆格伦（Nils Palmgren）：《半山、马厂随葬陶器》（Kansu Mortuary Urns of the Pan Shan and MaChang Groups），《我国古生物志》丁种第3号第1册，1934年，北京。本书作者选用考古类型学的办法对半山、马厂文明的出土陶器进行了研讨。所用资料是藏于远东古物博物馆的一半（另一半偿还保藏于我国地质查询所），关于未收入本书的陶器（指分藏于瑞典和我国的），作者也列入总目，以备覆按。
白林·阿尔辛（M. Bylin Althin）：《齐家坪和罗汉堂遗址》（The sites of Chi Chia Ping and Lo Han T'ang in Kansu），BMFEA，No.18，1946年，斯得哥尔摩。
鲍·索玛斯特洛姆（Bo SommarstrÖm）：《马家窑遗址》（The site of Ma Kia Yao），BMFEA No.28，1956年，斯德哥尔摩。
三
本文不准备具体论说安特生博士在学术研讨中的是非功过。这一方面限于篇幅，另一方面是已有学者对此有专门论说[严文明：《留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5周年》，《仰韶文明研讨》，北京：文物出书社，1989年]。
安特生在华作业10余年，在不少方面有创始之功。如闻名的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即由他首发嚆矢，功不可没；仰韶村的开掘不只标志着郊野考古学在我国的诞生，一同也揭开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原始社会史研讨新的一页，这一发现以铁的事实证明，我国有着十分兴旺的石器时代文明，也使得那些以为我国没有史前文明的谬说不攻自破。此外，安特生对我国前期的矿业开发、地质学和古生物的研讨也作出了重要奉献。
总括之，安特生作为一名我国政府延聘的外籍专家，其作业尽职尽责，恪守我国的法律制度。他在我国进行的一系列查询开掘事前都征得了我国政府有关组织的允许，包含将文物运往瑞典进行研讨和保藏也是经过两边的协议按有关规定处理的。作为一名科学作业者，他秉持慎重仔细的学术情绪。这儿并不否定他在我国史前考古学研讨中呈现的一些过错，比如他未能将仰韶文明和龙山文明区别开来，将齐家文明的时代过错地排在仰韶文明之前，受西方某些学者的影响，误以为我国的彩陶文明是从西方传入的。但这些毕竟是学术问题，也是一门学科在开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此外，咱们也要看到，安特生虽然身为地质学家，但在来华之后的考古学研讨中有适当一部分推论是正确的,这很可贵。当我国学者后来指出他的作业有失误时，他的情绪是谦善仔细的，在《史前我国的研讨》一书中他写道：
“当咱们欧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少正确观念的优胜感的成见影响下，谈到什么把一种优胜文明带给我国的控制民族的时分，那就不只是没有依据的，并且也是丢人的。”
还有一点，便是他对我国、对我国人民有着的深厚感情。经过对我国史前考古的研讨，他注意到，人类前史上光辉的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和印度文明都已灰飞烟灭、过早夭亡了。唯一在我国有一个连续不断、勤劳勇敢、酷爱平和的民族，从仰韶村到安阳殷墟，历经沧桑，虽屡次被勇武的北方草原民族降服，但其文明却坚强地生计下来，且绵绵不绝。这充沛显示出安特生对中华民族和我国文明的深刻理解。这种友爱友情还表现在他回国后仍旧关怀我国产生的作业，特别是他十分怜惜我国的抗日战争，希望我国人民提前取得胜利。他在《史前我国之研讨》一书中写道：“总有一天平和会从头降临，那时，我国的科学家将克复他们失掉的疆域并从头开端他们（被逼中止的）研讨作业”。正是因为安特生在我国的作业取得了令人瞩意图发现和研讨成果，瑞典王储也从经济上对他予以赞助，后来还专门为保藏我国文物树立了远东古物博物馆。1950年，中瑞两国正式建交，瑞典方面曾就他们所保藏的我国文物专门向中方做了阐明。尔后，来华拜访的瑞典客人也常常将安特生在我国的这段作业经历作为中瑞两国人民往来史上的一段美谈来传扬。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刻里，安特生在我国的作业却遭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一些纯学术问题被强行同政治搅到一同，有些文章乃至毫无依据地责备他是殖民主义者，是在我国进行掠取的帝国主义分子……
近些年来，跟着脚踏实地的优良传统在学术界逐渐康复，咱们才有可能将扣在安特生头上的不实之辞摘掉，弄清这桩学术公案，还前史以实在。我想这正是中瑞两国科学作业者所希望的。
严文明先生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对安特生这个人，以及他在我国从事的考古作业，都应该脚踏实地地全面剖析，给予应有的点评。不然就很难正确地写出仰韶文明发现和开始研讨的前史，也很难正确地写出我国近代郊野考古学开展的前史。”
上述定见，他曾专门寻求过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夏鼐、苏秉琦，两位老先生亦有同感。苏秉琦先生曾特意指出：
“对一个前史人物的谈论不要脱离其时的前史环境，不要逾越学科开展阶段的特色，不加剖析地以今世的水平苛求前人。前人的研讨有成果，也有失误；咱们的研讨有成果，有时也有失误，咱们正是在前人研讨的基础上，汲取成功和失利的经验之后，才使学科得到开展的。”
苏先生还意味深长地说，周口店遗址的开掘开了两个成功典范之先，即中外学者联合开掘研讨的成功典范和多学科协作的成功典范。
依此，仰韶村遗址的开掘又何曾不是中外学者联合开掘和研讨的一个成功典范呢！
【本文原收入《正业居学：李水城考古文明论集》，上海古籍出书社，2017年；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咱们访谈》，上海古籍出书社，2020年。汹涌新闻经李水城教授增订授权刊发。】
来历：李水城
(本文来自汹涌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汹涌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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